罗曼蒂克消亡

12月4日有幸去看了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在苏州的首映。虽然放映地点离我住的地方很远,但长途跋涉、多方问路的过程让观影有了几分仪式感。看完之后本来想给彦彦写个影评,下笔了好几天,始终写不下去,只能做作地凑几行排比句,铺陈一下旧上海的迷蒙,让本来就有点晦涩的电影更加不知所云。

这样一部最近很具争议性的电影,让我慢慢回想起读书时看到的各种故事。我想起20、30年代的上海,茅盾的老婆在泥泞的街道上发“保卫苏联”的传单,一边发一边抱怨:“自己都保卫不了,还去保卫苏联。”鲁迅在内山书店,和老板、和上海的文友读书谈心,开文艺沙龙。萧军萧红来到上海,时不时去鲁迅家里坐坐。蒋光慈一边疯狂地量产“革命加恋爱”,一边住洋楼、喝咖啡、上舞场。邵洵美肆意地挥霍、刘呐鸥在都市漫游,还有左翼文人们活跃在小报上,也在大学里热情地“干革命”。上海是值得缅怀和玩味的,罗曼蒂克是一种情怀,像她的装饰,然而真实发生过的历史,是鲜活有生命力的,即便她的消亡像一阵烟,也不意味着她始终以烟的形态生存着。

后来我又看了《太平轮》,想来也是一个罗曼蒂克消亡的故事,影片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动容,佟大为为了骗眷粮和章子怡拍结婚照假扮夫妻,章子怡为了装得像一点,借了一个孩子来拍照。两个陌生人结缘于一个虚假的幸福幻想,却在刚刚卸下幸福伪装时遭遇街头混乱,佟大为当下立刻带着章子怡躲了起来,仿佛真的在保护自己的妻女。饱受离乱的普通人只能随波逐流,即便只想获得暂时的安稳,也要承受随时到来的混乱。旧上海的毁灭源于时代,源于战火,但对于个人来说,源于不可掌握的命运的碾压。不管身处何处,都无法改变上海的陷落,无法保有旧有的平安喜乐,这才是真切的悲痛,并且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像范柳原形容过的浅水湾饭店附近的那堵断墙,“有一天,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,什么都完了——烧完了,炸完了,坍完了,也许还剩下这堵墙。”动荡的时代,毁灭的阴影投射在每个人的心中,不管是在高级舞厅里享受的莺莺燕燕,还是在为肥皂太费而发愁的主妇。

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中黑帮的枪口,不过是众多消亡中的一种。国仇家恨,凝结成一种隐而不发的姿态,似乎发了就不精致,就不是一种哀伤的消亡。叙述是可以玩味的,而命运不可以。导演推崇昆汀,而《低俗小说》中表现的冲击感,恰恰是一种巧合和非理性的命运,那种说发生就发生的荒诞,说碰巧就碰巧的意外,最终决定了人的生死,而任何人无法辩驳,甚至这一切都不需要一个宏大的年代。又或者身处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人们,并不知道这一切怎样令后人怀想,对他们来说,今天和明天的差别,可能只在于菜有没有涨价,百货商店打不打折,周末能不能赴一个咖啡馆的约会。而在这一系列的考量中,我们并不知道状况会怎样突然地发生,王佳芝假如不在皮货店门口发呆,是不是就能冲过封锁,平安回到福开森路。

“浪漫”曾是一个特别时髦的词,特别令人神往,“罗曼蒂克”更是,有那种舶来品的神秘感,然而消亡是日常,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。所有故事到最后的确只能成为一个优雅的手势,留存于想象中,然而在讲述这个故事时,是不是可以透过手势,去看看这个人的喜怒哀乐,让人从想象中走出来,回到我们都熟悉的生活中。其实罗曼蒂克并不遥远,消亡的是你我共享的那份悲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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